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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学习的楷模

2016年12月23日 21时05分06秒新闻网浏览次数:120

哈工大报讯(李玮/文)20世纪50年代,钱老慷慨献出《工程控制论》的稿费,用于资助贫困学生;80年代,钱老又将《论系统工程》中自己的那份稿酬捐出,用作科学研究经费。晚年,钱老先后获得“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和“科学成就终生奖”两笔价值100万港元的科学奖金,仍然悉数捐出,用于我国西部地区的沙漠治理事业。然而,钱老对于涉及自己的事情,却是态度鲜明、公私分明,这一点在给其秘书的书信中多次体现。例如,在1995年给秘书涂元季的信中,钱老请求为其购买10本图书,并在信的末尾特别强调:“钱请由‘金库’中取,即我自己出。”

同卓著的科学成就及贡献同样为人们所铭记的,还有钱老淡泊名利的情怀,他为自己定下了“不题词,不给人写字,不上名人录,不出席应景活动,不参加成果鉴定,不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则。无论来信单位和个人多么显赫有名,只要涉及到受邀题字题词、受聘名誉顾问、撰写前言序言等事项,钱学森始终坚守自己的诺言,一概婉言予以谢绝。甚至连自己的母校为钱学森图书馆命名揭牌仪式录制讲话的请求,1995年10月28日钱老也在回信中婉拒。这一点在收录的20余篇书信中得到了突出的印证。

《书信》还凸显了钱学森严谨求实、一丝不苟的处事风格。在1995年6月11日致航天工业总公司刘纪原总经理的信中,钱老虚心地写道:“我已长期没在您那里参加工作,近况不明,无感性认识,自然也就不会有理性认识。所以您说要向我汇报,那我不敢当。”钱老经常告诫自己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如今取得的巨大成绩是大家集体智慧的结晶,非一人之力可以完成。在1995年9月29日致王子仁的书信中,钱老实事求是地写道:“但您在文章中过奖了,我做的只是一点点,功劳在大家!”实际上,无论对于科学问题还是社会问题,钱老始终秉承严谨认真、实事求是的工作态度。例如,在1995年7月28日给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系统科学与社会发展研究所毛志锋的回信中,钱老坦陈“我对人口问题没有研究,提不出什么意见”。在1998年3月21日致大连理工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中心刘则渊的信中,钱老以严谨的口吻写道:“当今经济是‘科技经济’,不应该用‘知识经济’,这是原则问题,不能随便。”甚至对于自己的籍贯问题,钱老也“锱铢必较”。在1995年5月30日致杭州城市科学研究会陈浩行高工的信中写道:“杭州只是我的法定家乡,实际上我一生在杭州的时间不到1/40,而且我的出生地是上海,不是杭州。”

《书信》展现了钱学森文理交融、勇于创新的思维品质。在书信中,钱老用许多生动的事例和自己的生活感受,宣传“科学与艺术”结合的观点。例如,1995年6月29日给郑世芬的回信中,钱老表达了自己的忧虑:“我近年来深感光搞自然科学工程技术是不够的,国家社会发展,国际合作与斗争,都是社会科学问题。”钱老还举例说明不少大科学家都具有一定的文学艺术修养,比如爱因斯坦擅长拉小提琴;核武器专家汪德熙教授,是一位音乐水平高超的钢琴家,曾出版《科学的艺术与艺术的科学》一书。在与王寿云、于景元、戴汝为、汪成为、钱学敏、涂元季等6人组成的“系统学小讨论班”的多次讨论中,钱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认真总结国内外研究系统科学和复杂性科学中的经验教训,创造性地提出了现代科学技术体系、开放的复杂巨系统理论和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法、从定性到定量综合集成研讨体系以及总体设计部等现代科学方法论。在1996年1月10日给王寿云等人的信中,钱老满怀信心地写道:“一旦全国上下都懂得了开放的复杂巨系统,那将是推进21世纪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力量!”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学者在世界科学前沿领域中独具特色的探索、创新精神,而且对推进现代科学技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作出了创造性的贡献。此外,钱老在书信中提出的“大成智慧”“山水城市”等新概念,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书信》还从不同角度体现了钱学森心系国家和民族的强烈使命感和责任感。钱老年迈之时,仍然关注国家科技发展,心系西部治沙工程,甚至到了晚年,还提出了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国家兴亡,匹夫有责”,钱老表现出来的这种责任和担当,是我们学习的楷模。

《钱学森书信》,它像一面清澈的明镜,对照自我的生活,让我们懂得了怎样的人生才能过得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它像一座不朽的丰碑,屹立于我们心间,给我们以信念的力量和前进的动力;它像一盏耀眼的明灯,在我们迷茫之际,给我们以有益的启示,明确人生前进的方向。怎样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呢?钱学森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给出了完美的诠释。

 

编辑:张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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