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访问哈尔滨工业大学新闻网!

使命·信念·担当
——《钱学森书信》读后感

2016年12月23日 21时01分58秒新闻网浏览次数:274

哈工大报讯(吕宏振/文)【编者按】钱学森是中国空气动力学家、中国科学院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被誉为“中  国航天之父”“火箭之王”和“导弹之父”。在钱学森先生诞  辰105周年之际,我们特别推出纪念钱学森先生专版,让我们一起阅读这几篇文章,感受先生的精神和风范。

从20世纪最伟大的航天工程学家,28岁获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博士学位,并成为世界知名的空气动力学家;32岁任加州理工学院助理教授,34岁任加州理工学院副教授,36岁任麻省理工学院教授,38岁任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美国喷气推进实验室创始人之一。是的,这就是青年时代的钱学森——一位潜力巨大的青年才俊。这样一份名头够响、分量够重的金牌履历,在今天可以满足任何国内高层次人才引进计划的标准条件。让我们再看钱学森的一生:中国航天之父、两弹一星元勋……各类称号和头衔集于一身,所标示的是这位海归学者对新中国乃至整个中华民族所作出的卓越贡献。按照今天人才工作的标准,钱学森等老一辈海归学子可谓是海外高层次人才 “引得进、留得住、用得好”的典范。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想,新中国靠什么引进、留住和用好钱学森、钱三强等一大批海归人才?怀揣景仰与疑问,我翻开《钱学森书信》,欲于雁帛尺素间窥得钱老的心路历程。

二战期间钱学森曾作为唯一一名非美籍专家,担任美国国防部科学顾问,自由出入五角大楼,直接接触美国最高国防机密。即使在冷战期间,钱学森只需向美国移民局明确自己与当时的“红色中国”划清界限,他所能获得的事业基础也能让一般学者望尘莫及。但是,1955年钱学森在写给陈叔通(时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的信中这般描述:“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学森这几年中惟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这封信辗转呈送至周恩来处,从而有了后来被广为传诵的一段海外学子归国的佳话。若论个人事业与名利的追求,无论怎么说,当时的美国都应该是最理想的选择。但是,当事业的追求从“小我”推及“大我”,从个人推及家国,在钱老的心中,理性判断的标准便从功名所指向的物质条件,推及“大我”所关涉的民族命运上来。

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穷二白、条件艰苦,然而百废待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共产党人开创的民族复兴大业,唤起了千里之外海外赤子久匿于心的家国大爱和神圣的使命感、责任感。对任何一个有着家国情怀的中国人来说,最大的情感莫过于对自己民族的情感,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到并能亲身参与自己民族的伟大复兴。钱学森这样描述回国后的感受:“我们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你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头一天。”钱学森回国后主持力学所的工作,还曾动员同门师弟郭永怀:“现在力学所的任务重大,非您来帮助不可。”“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那种回国后的兴奋以及急于将这种兴奋和快乐与同道分享的心情跃然纸上,让人读来动容。

1960年,中苏交恶,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停止一切技术援助,这对于刚起步的中国航天事业可谓釜底抽薪。面对这一危机局面,聂荣臻向中央提出“两弹一星”必须坚持“攻关”,而且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1961年,按照聂荣臻指示,钱学森与哈工大等院校的领导同志就“七个院校的研究工作问题”交换意见,转日又与哈工大领导同志作了进一步的交谈,之后在写给时任国防科委主任安东的信中钱学森提出了这样的建议:“为了提高教学质量,每一个院校都应该开展一个型号的设计工作。”“院校可以与五院及三机部的设计协作厂挂钩,如哈工大可与115厂挂钩……这样院校可以成为某一部件的设计权威,五院以后要这项部件,就找他们。”“院校也可以建立一个问题的研究单位,如哈工大对焊接工艺有基础,就可以成立焊接研究所。”

“自力更生为主”的方针最终取得了“两弹一星”的成功。这不仅化解了苏联釜底抽薪的危局,更增强了中华民族在科学技术面前的民族自信,这一功绩影响之深远值得任何著史者大书特书。在这背后,能够让聂总乃至党中央有此自信的,我想正是因为我们党汇聚、培养了一批信念坚定的“钱学森”。在困难和挑战面前,他们围绕国家需求,不计得失、各展所长、协作攻关。在这一多行业协作的“巨系统”中,院校以其所专,深度参与,堪称是一个特殊的“钱学森”群体。如信中提到的哈工大焊接专业,因为不可替代而不可或缺,成就国家也成就了自身,在载人航天、探月工程等重大任务中都曾有过举足轻重的担当。50余年前,钱学森或许未谋及七所院校今日之事。然而 “君子居其室,出其言善则千里之外应之”,七所院校相关专业半个世纪以来的发展辙迹、形成的传统特色和特质,又旋即成为相关院校以特色求卓越的自信所在,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以这封简短的书信为肇始。

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急需人才,像钱学森这样一位国际级的专家回国,必然会得到党和国家更多的关注。但是这种关注并不是非理性的物质待遇,而是精神上的信仰和政治上的信任。1958年,钱学森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认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真理”,并以此为基础构建他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钱学森奠基了中国航天事业,同时对新中国的科技乃至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一生关切中国科技事业和科技人才,并在晚年提出了钱学森之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如果说是共产党人开创的民族复兴大业吸引了钱学森等一批海外学子参与新中国的建设洪流,那么一定是共同的真理信仰让 “钱学森”们最终和共产党人在思想上、志趣上走到了一起,更是党和国家在困难和危局面前的信任,唤起了“士为知己者死”的热情和更大的创造力。

捧起《钱学森书信》,精益求精的排版和装帧让人感受到的是编者的诚敬用心。字里行间,或是朋友、或是同事、或是师长,语重心长、娓娓道来、如在左右,让人仿佛于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透过淡绿色的窗帘,看见了一排松树……。读罢掩卷,若有所得:与其说是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毋宁说是使命和责任、信念和信仰、信任和真诚,让我们党凝聚了一大批“钱学森”。今天的我们继续着民族复兴的事业,需要更多的“钱学森”融入到这一时代洪流,而“钱学森之问”,当是我们高等教育工作者应该好好完成的时代作业。

 

编辑:张东杰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关注哈尔滨工业大学新闻网官方网站。
官方微信

哈工大报

工大视频

哈工大人

最新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