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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马祖光共事33年

2018年04月11日 19时41分06秒新闻网浏览次数:287

  【编者按】“在哈工大人,马祖光像很多人,很多人像马祖光。马祖光精神就是哈工大精神的真实写照。”2018年4月11日是马祖光院士诞辰90周年纪念日。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特刊载马祖光先进事迹报告团成员王雨三教授撰写的文章,深切缅怀马祖光院士,重温他的崇高精神和感人事迹,传承和弘扬马祖光精神,激励全校师生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践行哈工大规格、锤炼哈工大功夫,为早日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哈工大规格”的百年强校砥砺前行。

  哈工大报讯(王雨三/文)马祖光说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共产党员对党,对祖国的爱,都是很具体的,具体在每一天怎样去做人,做事和对待工作上……我是1952年入党的,我要把一切献给党!”

  马祖光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马祖光1928年4月11日生于北京,1950年从山东大学物理系毕业,响应党的支援边疆的号召,来到了条件艰苦的哈工大,他听从组织安排,1951年开始组建哈工大物理教研室,任教研室副主任;1958年根据国家需要,创办了核物理专业,任专业主任;1970年,马祖光怀着强烈的事业心和紧迫的使命感,创建了激光专业,从此为之奋斗了一生。

  1960年3月,我提前从学生中抽调到物理教研室当教师,和其他被提前抽调到的几个人组成了“小教师”队伍,从事普通物理的教学工作,以补充物理教师的不足。大家热情很高,但深感知识底子之不足。教研室领导看出了我们的忧虑,就将马祖光老师从核物理专业请来和我们座谈,他的报《关于如何在日常工作中提高自己》告给了我们很深的印象。

  1970年,哈工大不再办原子能专业,一些人选择去了条件好的清华大学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马老师和留下来的其他人选择了有广阔应用前景的激光技术,创建激光专业。我就是那时和马老师走到了一起,共同创建激光专业,至马老师2003年逝世,共事整整33年。

  白手起家 创建专业

  创建专业是从一穷二白开始的。没有资金、没有设备、没有资料,甚至没有一颗螺丝钉,怎么办?大家一时都说不清。马老师鼓励我们说:“再大的压力,再多的困难,我们也要把激光专业办起来。”

  马老师首先到省图书馆外文部查阅资料。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摘录着有关文献的内容,有时还用透明纸把图仔细地描下来。他常常一坐就是一天,直到图书馆下班,摘录了厚厚的几十本资料。他白天查阅资料,晚上还要花大量时间翻译资料,第二天再给我们讲解。

  开展工作需要蒸馏水,装蒸馏水的塑料桶我们买不起,马老师就带着我们几个人拉着手推车到哈市香坊区的一个废品收购站买旧的蒸馏水瓶(是玻璃的)。那天下着雪,路特别滑,在来回的路上,一直是比我们大十多岁的马老师“驾辕”,我们抢不来。哈尔滨的冬天天寒地冻,可马老师的脸上却淌着汗水,浑身冒着热气,还不时与我们开玩笑。他说:“我是老马,老马识途,老马驾辕,稳当!”其实马老师那时就有心脏病,只是我们年轻,对病没有体验,后来想起来,既后怕又后悔。

  抽真空需要机械泵,我和一位教师到哈尔滨灯泡厂花200元买了一台退役泵,我俩用扁担抬着上了公共汽车运回来的。马老师还带着我们翻学校的废旧物资库,只拣回来一台示波器,连示波管都没有。

  我们还走出校园,服务社会。20世纪70年代中期,黑龙江省电视台大楼在施工期间遇到了难题。当时是用吊锤找垂直线,建到第四层时,由于刮风等原因,垂直线难以找准,施工无法进行。施工单位火速找到了哈工大,马老师带领几个人仅用几天时间就研制出了“激光铅直仪”,使这个工程顺利完成。马老师还亲自参加了哈尔滨化学纤维厂“喷丝头激光打孔机”的研制。化学纤维厂地处郊区,别人骑自行车去,马老师不会骑车,只好挤公交车,夏季炎热,冬天寒冷,很辛苦,项目进行了一年多,终于完成。

  1976年春,宾县良种场利用我们研制的二氧化碳激光器搞激光育种实验。当年大旱。马老师带领我和赵砚石等几个人,乘公共汽车到宾县良种场查看良种效果。汽车里挤得很,站着都很困难。马老师一直站着,整个后背都湿透了。在良种场,当看到被激光照射的豆苗明显比没照射生长得好时,马老师精神非常振奋,说激光在农业方面也有用武之地了。

  我们还为黑龙江省医院研制了“红宝石激光视网膜焊接机”;为丹东手表厂研制了“钟表宝石轴承激光打印机”,该项目获辽宁省科技进步奖;还为煤矿、水电站等单位研制了激光设备,将激光技术应用于实际生产,取得很好的效果,更坚定了我们办好专业的信心。

  1976年,我们接到了第一个航天国防重大项目,马老师非常高兴,带着我们没白没黑地干,终于研制成功,受到上级好评,这是我们专业发展中新的里程碑,为我们专业面向航天国防、服务国防科技工业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977年专业招收了第一届本科生,1978年专业招收了第一届硕士研究生,马老师亲自制定培养方案,强调理论和实践(实验和实习)两个基本环节只能加强,不能削弱。

  至此,用了大约10年时间,哈工大激光专业(后更名为“光电子技术”专业,现在称为“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基本上成形了。

  刻苦攻关 为国争光

  1979年8月至1981年11月,马老师作为访问学者去德国两年。他是带着“可调谐”的思想去的。“可调谐”,指光的发射波长可以在一定范围改变,这对于激光技术在航天国防领域的应用非常重要。

  1980年9月,马老师来到汉诺威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通过调研,他选择了“钠双原子分子(Na2)第一三重态跃迁”的研究题目。德国科学家对他这个选题十分吃惊并表示怀疑。他们说:“这项研究,美国、苏联、法国、意大利、荷兰过去都搞过,没搞出来,我们汉诺威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也探讨过多年未获成功,你们中国人就不要白白浪费时间了吧?”

  马老师听出他们对中国人瞧不起的味道,心里很不服气。另外,这一跃迁如获成功,就可以产生可调谐激光。“中国人”“可调谐”这些关键词一直支撑着他。他对德国人说:“请允许我试一试。”实验室负责人同意了,但进实验室的时间被限制在早9点以前‘晚6点以后,也就是人们休息的时间。

  这确实是一个世界难题,马老师好长时间也未做出结果。1981年7月12日夜间,马老师还在实验室里做实验,这已经是他连续做实验的第五个昼夜。他紧盯着记录仪。突然记录仪纸带上出现了一个新的“峰”,这不正是各国科学家期盼的第一三重态跃迁吗?他的心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回到住处,已是午夜12时。他顺手打开身边的收音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各位听众早晨好,今天是7月13日……”这正是北京时间早7时,在马老师的心中一轮红日冉冉升起。

  接着发生了论文署名问题。马老师将发现新光谱的研究成果写成论文,却发现德国汉诺威大学应用物理研究所把自己的名字放在第三位,理由是他做出的成果用的是德国的设备。马老师坚决不同意,据理力争。最后研究所所长写了这样的证明:“发现新光谱,完全是中国的马祖光一个人独立做出来的。”

  有多人问过马老师:你在国内什么都让,怎么在国外争得这么厉害?马老师说:“这很简单,在国外我争的是国家的名誉,在国内我让的是个人的名利。”

  马老师的论文发表后,很快就被他人引用了27次。1984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物理系的哈派尔(Hepper)教授也观察到了这一谱区的发射谱。他在文章中写到:他的工作证实了马祖光工作的正确性。

  两年间,马老师在德国吃了150多斤挂面,却在回国后把节约的外币1万多马克全部上交给国家。

  回国过海关时,海关人员发现,马老师的箱子里除了出国时带去的穿用衣物外,就是一大堆划着各种曲线的记录纸,大大小小的笔记本以及仪器零件。海关人员大不理解:“一个出国两年多的人怎么没有带几个大件回来?”

  瞄准前沿 追求一流

  从1982年开始,专业进入了快速发展时期。

  马老师提出:“我们要建一个有特色的专业,要在国际上占有一席之地,与世界科技界有同等对话的权利。”

  为了这个目标,马老师呕心沥血,执着坚持,以强烈的事业心和紧迫的使命感为动力,率领全专业的人员,又奋斗了20年,使哈工大的激光专业(现为“电子科学与技术”专业)走在了国内外同领域专业的前列。

  马老师为专业凝练出5个稳定的科研方向,取得了一批先进的科研成果,建立了博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流动站,建成了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建成了国家级重点学科,被批准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设岗单位。

  马老师始终不忘“可调谐”这件事,在建立科研方向时,第一个科研方向就是“激光新介质光谱与可调谐激光”。除对钠双原子分子继续研究外,他还对锂双原子分子、硫双原子分子、氧4原子分子、氮4原子分子等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取得了一批高水平的成果。这个方向的研究成果获得1989年国家自然科学奖1项和1992年航天部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在国际上具有了一定的影响。

  “激光空间信息技术方向”是马老师1996年在国内第一个提出的,经过近20年的研究,获2014年度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由马晶、谭立英领导的课题组)。

  由于马老师的突出贡献,1984年他被评为省特等劳动模范,荣立航天部一等功,并赴北京参加了国庆35周年观礼;1985年9月他作为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1987年10月,他作为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治学严谨 精心育人

  “我们不能误人子弟”,这是马老师对我们常说的一句话。马老师是哈工大“规格严格,功夫到家”的认真执行者。他精心制定各层次学生的培养计划,认真执行培养计划中的每个教学环节,绝不打折扣。

  马老师在设计培养计划时,对基础理论和实践环节特别关注。马老师认为,光学、原子物理学、量子力学和激光原理(光电子学原理)是我们专业最基本的技术基础理论课,不能削弱。第一份本科教学计划就包括上述课程,在以后多次教学计划的修订中,都没有动过这几门课程。

  2000年,学校又一次修订本科教学计划。新修订的教学计划要考虑市场经济对人才的需求,增加应用技术内容,我们系的3个专业(光电子技术、微电子技术、光学工程)原来是3套教学计划,现在要合成一套教学计划,而且总学时不能增加,所以这次修订工作是相当困难的。

  我参加了教学计划的修订工作(我是专业副主任,主管教学)。由于原先的3套计划要合并为一套计划,在课程的设置上要相互照顾,所以对原先每个专业,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门数和时数都要减少。我们专业将“量子力学”及“热力学与统计物理”两门课合并为“量子力学与统计物理”一门课教授,取消“原子物理”课,课程的门数与时数都减少了。修订新教学计划时,马老师对这项工作非常关注,对修订结果很有意见,说将光电子技术方向的基础理论部分削弱了,这将影响学生的“后劲”。2003年3月,学校又下发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关于修订本科培养方案的指导意见》,基本思想是要构建具有研究型、开放式的大学特点的哈工大本科教育新体系。马老师非常高兴,主动参加了专业修订小组,还亲自撰写了一份教学计划,准备在2003年7月中旬拿到会上讨论,不料7月15日,马老师就离开了我们。

  1994年至1996年,我们建成了国家级重点实验室,这是专业的突出特色。我们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可以在实验室里使用各种先进仪器完成他们的论文工作,非常有利于对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这对我们专业的学生是一种“偏得”。由于马老师重视实验,学生动手能力普遍比较强。例如,师从马老师的陈德应,1995年博士毕业后到复旦大学做博士后工作,指导教师给他的题目是此前一位来自国外的博士做了一年半而没有做出来的题目,陈德应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完成了,原因就在于这是一项实验技能比较高的工作,他在马老师指导下受过这方面的锻炼。博士后工作完成后,复旦大学想把陈德应留下来,但是由于马老师人格魅力的吸引,他返回了哈工大。

  马老师是严师,对于教学上不认真的现象会提出严厉的批评。一次,马老师看了学生的专业实验报告,发现好多学生没用规定的实验报告纸,出现报告书写不规范、原始数据不充分、对数据分析处理不合要求、书写凌乱等现象。他很生气,首先找到我,说:“这不怪学生,责任在于指导教师没有认真和严格要求,我们不能误人子弟啊!” 

  1996年3月,留学生达尼来到哈工大,在马老师指导下攻读博士学位。这是一个新领域的课题,难度很大。由于马老师的指导和达尼的努力,在近4年的时间里,达尼在理论研究和实验方面都取得很大的进展。按计划,达尼还要做一些实验。但由于他所在的国家给他提供的经费是4年,签证期也是4年,达尼很着急,就跟马老师商量,希望少做一些实验。马老师不同意,说少做一些实验,论文内容就不够充实,劝他实验要按原计划做,自己可以帮他。于是马老师帮达尼查阅了不少资料,还做了其他大量工作。最后达尼做完了全部实验,在马老师的悉心指导下完成了论文,并于2000年12月进行了答辩。达尼的论文被评为哈工大优秀博士论文,论文的主要成果还刊登在《化学物理通信》(国际著名学术期刊)上。

  马老师愿意和学生接触,和学生交谈,学生主动找上门来他更高兴。马老师担任专业主任时,各层次学生的毕业论文答辩会他都参加,而且非常认真地听讲和提问题。凡是受过马老师教导的学生,都有一个共同的感觉——马老师是严师,更像一个温暖慈祥的父亲。

  淡泊名利 甘为人梯

  凭马老师的学术成就和科研贡献,他早就具备了申报院士的资格,但他首先规划的是学科,而不是自己。1996年,82岁高龄的王大珩院士来哈工大考察时就对马老师说:“小马(马祖光)应该申报院士了。”

  1997年,学校委托王骐(时任专业主任)和我(时任专业副主任)为马老师整理申报院士的材料,后来马老师知道了这件事,打电话给我:“你是不是整我材料了?”又补充一句:“评院士的材料”,我说“是”。马老师非要取回来,我说了好些话,马老师说:“我不够院士水平,要报也得报年轻的同志。”马老师态度很坚决,经请示学校,只好把材料取了回来。

  1999年,学校有关方面把材料直接寄给中科院,马老师知道后,用特快专递给中科院寄了一封信。信中说:“我是一个普通教师,教学平平,工作一般,不够推荐院士的条件,我要求把申报材料退回来。” 

  2001年,新的院士评审规则必须有申请人本人签字,当时学校和院里很多人都做马老师的工作,但他坚决不同意签字。在申报期限的最后一天,当时的学校党委书记李生出面到马老师家做工作,马老师还是坚持不签字。他说:“我年纪大了,机会应该让给年轻有为的同志。”李生只好和马老师谈些别的,谈到党员的权利和义务时,马老师很兴奋,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一生都听从党的安排!”这时李生书记感到机会来了,就对马老师说:“你评院士不是你个人的事,是党和国家的需要,是学校发展建设的需要,是校党委作出的决定。你是共产党员,就应该服从组织安排。”马老师沉思了好一会才说:“既然这样,那我就签吧。”

  评上院士后,在一次座谈会上马老师语重心长地说:“我今天能当选院士,一是党的教育和培养;二是依靠优秀的集体;三是国内同行的厚爱。荣誉归功于党,归功于我们的集体。”

  为了专业的发展,马老师曾“三让”办公室。最后一次是1998年,学校的理学楼落成了,我们安排马老师在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的办公室办公,并要装修。他急了:“要是装修,我就不进这个办公室。”后来实验用房紧张,马老师就把这间办公室做了实验室,他和我们5个人挤在一起办公。我们说:“太挤了!”马老师却风趣地说:“挤点好,热闹!”

  最后的嘱托

  2003年7月11日晚间,马老师往我家里打电话,说了两件事和一段话。

  第一件事是,请我下周参加新教学计划制定的讨论会,他说自己还拟了一份。第二件事是,专业教学主任要出国半年,请我代管专业的教学工作,并给我配一名年轻人做助手。两件事我都表示同意。这时马老师很高兴,接着和我说了下面一段话:“尽管我们专业发展得很好,但还是一颗刚刚出土的幼苗,要想在世界上立住脚,我们必须规划21世纪30年内专业的长远发展。我是活不到那么长时间了,希望都在年轻人身上。我们要把他们扶上马、送一程,这样我们才能放心呐!”

  我们在电话里谈了很长时间。,我想,马老师年纪这么大,身体又不好,牵挂那么多,还要为专业的发展操心,为年轻人的成长铺路。更没想到的是,这次通话竟是马老师对专业发展的最后期望和嘱托,竟成为我和马老师的诀别。

  2003年7月15日9时,我和几位教师正在实验室里工作,电话传来“马老师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的消息。我们几个人你看着我、我看着你,我还问了一句:“什么叫抢救无效?”却没有一个人回答得出来。

  我失去了一位共事33年的良师,失去了一个最可信赖的,最亲密的挚友……

  后记

  马老师逝世后,被追授为国防科技战线楷模(国防科工委)、全国模范教师(教育部)、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组部)。

  2004年4月,学校成立了马祖光事迹报告团,我是报告团成员之一。报告团在全国10个城市报告30余场,反响强烈。

  2004年9月13日,国防科技工业战线楷模、新时期高级知识分子楷模马祖光同志先进事迹报告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5000多人听了报告。报告会由中纪委、中宣部、中组部、教育部、国防科技工委和黑龙江省委联合主办。会前中央领导接见了报告团。

  2005年9月30日,马祖光塑像揭幕。


编辑:张东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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